那时的我是中四生，一年半载地都过去了，懒惰的个性仍是改不掉。年中的某天，物理老师——哈迪妮，要我们交上吩咐已久的实验报告。当时，班上很多同学都没交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咱可迟交了好多次呢。
老师一气之下，限制我们没交的不准踏出实验室，并且不准我们在她的课里抄。大伙儿就这样，把只抄了一点的报告交了上去。还记得，当时我的整份报告里，只有名字，其余一片空白地就敢敢交上去了。站在门口查收的老师，看了差点没翻白眼、吐白沫。现在想起，还真是勇气可嘉啊。
后来，在班上，见几位同学仍在做垂死挣扎，从隔壁借了本参考书就拼命地抄。一开始我不以为意，谁知听说他们成功将之调包了。我随即加入他们的行列，拼了老命抄了两篇报告。
跟大伙儿收齐后，印象中我与傅受负重任，带着生物科的作业，将大伙儿的报告夹于其中，往物理实验室走去。到了那，发现老师，咱们就踏进去，声称我们的报告忘了写名字。老师怀疑了一阵后，从桌边拿了装着报告的文件夹，说：“我找给你们。”
我跟傅，互相交换了“完！蛋！”的夺命眼色，即故作镇定，心里盘算着怎样帮自己找借口。谁叫我偏偏只写了名字呢？我心想：计划一，等老师找出来时，就装傻说以为没写，然后光速逃离实验室。计划二，说别人的忘记写了，然后趁机调包。计划三，……
突然，老师“砰！”一声阖上文件夹，说：“懒惰找了！你们自己找啦！”我跟傅再度交换“天助我也！”的眼色。接过文件夹，立即转身背对老师，在学生桌上手忙脚乱地抽出大伙儿的原报告，把“赝品”放进去后，再焦头烂额地把原报告放进我的文件夹，毁灭证据。
期间，老师不忘催促我们，但我们都没空搭理她。并且，为确保老师听不懂，我们全程以中文对话，肆无忌惮地交谈。
“大会的勒？！”
“在这里，快点！”
“那个谁有写名字的吗？！”
“没有，哎呀不要理它！”
其中一个人没有写名字，我们找了很久找不到，索性将两份报告都放进老师的文件夹里，想说：“哎呀，反正都没写名字，老师也不懂的啦！”
就这样，调包计划完成。我们阖上文件夹，还给老师，踏着自信的脚步走出实验室。迎接我们的，是习习凉风，以及计划成功的胜利感。
这叫，放纵。=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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